“出门”与“回家” 
　——大藏艺术空间学术邀请展（序）

文／管郁达



一、行走中的云南当代艺术

“出门”与“回家”，这是两种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的行为方式。我之所以拿它们来打比方，是想借用这两个概念来讨论云南当代艺术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艺术串联”到今天以“创库”和大理、丽江的艺术聚落为标志的“艺术还乡”，这一双向互动的艺术文化交流过程，通过这样一个维度来探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云南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其中也涉及到艺术发展的区域性和艺术家的文化归属感等敏感、鲜活的学术论题。

云南当代艺术的出场，目前学术界和评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将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在昆明——上海两地的“新具像”艺术活动作为一个艺术史学意义上的断代标识。“新具像”，以及随后出现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使昆明及云南从一个被外界猎奇、观光的风景写生地，转变为中国现代艺术事件发生的重要现场和策源地。在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背景下，“新具像”与“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又可以视为思想史意义上的启蒙主义文化事件。有意思的是，云南本土现代艺术运动的首演地并不是在昆明，而是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具“现代性格”的沿海国际大都会。据“新具像”活动发起人之一的毛旭辉、潘德海告诉我，在筹办“新具像”到上海、南京的展览期间，各地艺术青年之间的联系和互访非常密切，在当时通讯极为不便、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来自五湖四海的艺术青年之间仍通过“艺术串联”的方式，维持着一种高质量的、充满活力的、至今也令人缅怀的精神生活。没有这些由“艺术串联”带来的高水准的精神文化交流生活，云南当代艺术的发生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八九”后云南现代艺术的又一次“出门”，是1990年在成都举办的，有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参加的“中国经验”展，还有2000年在广州举办的“双年展”。而更多地艺术家则选择了“离家出走”的形式，移居到北京、上海这样文化商业中心寻求新的艺术发展机会。还有一些艺术家更是远渡重洋到了美国与欧洲。例如，张晓刚、潘德海、叶永青、唐志冈、罗旭、孙国娟、朱发东等艺术家，在这一时期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迁徙与漂泊，积累了难得的生活经验与艺术阅历，为他们的艺术成长、也为云南当代艺术日后的发展打下重重的伏笔。与张晓刚他们的“出门”差不多同时，一些外地艺术家也移居到了云南，六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刘建华，还有北京艺术家方力钧、岳敏君，台湾艺术家韩湘宁就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云南现代艺术大规模的“艺术还乡”运动，主要以昆明西坝路的“创库艺术主题社区”建立为标志性的事件。记得当时我在贵阳接到孙国娟打来的电话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游魂一样的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过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始进入到一个城市化、日常化与合法化的公共空间，而昆明又一次在中国当代艺术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站到了文化的前沿。

时至今日，云南现代艺术的“精神还乡”运动还在继续，“出门与回家”的循环仍在互动，一批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如薛滔、刘丽芬、史晶、资佰、郭棚等纷纷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现代艺术中心城市的文化舞台。与此同时，云南本土，特别是在昆明、大理、丽江等地众多艺术自营空间和替代空间的建立，也为云南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广、多样的平台。“出门与回家”的两极之间是在路上的彷徨与犹豫、寻找与探明……，因为相对于日益坚固、刻板的文化体制而言，真正的艺术家是最不安分的一群人。他们好像不懂得向命运低头，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他们很可能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泊着的，他们在漂泊不定中不断地寻找着生命的归宿与精神的家园。

二、精神还乡之旅

记得好像是古罗马那位叫马可•奥勒留的皇帝在其《沉思录》中说过：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

此时的行文中，我实际上已经把“出门”与“回家”当形容词来用了。由生到死，生命这样的轮回，其间如何度过、栖居呢？有的人少小离家不见行踪，也许是无家可归，最后只好浪迹天涯吧？有的人鬓已星星也，归家后流连乡野，呼朋引伴，举杯邀月，临流赋诗，何等快哉？

但就某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归属感而言，真正的艺术家、文人或革命者，都属于没有故乡却又拼命寻求家园感的那种人：他们从来没有学会把自己当作是社会的一员，而是放任自流，天马行空，游离于国家机器、社会组织、乡村、城市的边缘。或者，正是因为“没有学会”或“不想长大”，才有了青春的迷惘和出门的冲动，在路上的历险与激情，还有回家的温暖与感动。

作为一个异乡人，我也是少年时代便离开家乡的，一去三十多年了，至今仍在“回家”的路上。所以，“出门与回家”这个展览及其文本，所要讲述的是与我有着同样情怀和类似经历的九位艺术家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讲述者大都有着“流浪”的经历，出生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而且大都生活居住在云南。由于种种原因，作为策展人，我无法、也无意在这个展览中全景式地呈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流亡”现象，这种“流亡”现象关涉“文化游牧”与时空转换——本身即已构成历史写作与行动的重要因素。我所能做的，只是主观地截取这个时代巨流中的一些飞沫和片段来进行重组、拼合。我想结合自身的经验，以一种切片式的叙述方式向观者呈现我自己眼中的，发生在云南的九十年代以来的一种“精神还乡”运动的艺术样貌。

这九位艺术家：薛滔、和丽斌、资佰、刘丽芬、郭棚、何玲、苏家喜、曹萍、程新皓首先是游走于“故乡”与“他乡”的一代。游走，在于无根。为了寻根，他们四海为家，流浪在外。他们接受学院教育，只是为了应付另一种生活。故乡的沦落和凋敝使他们被迫选择出走和激情四射的生活。他们的自我强大，无法像上一辈人那样冷静而和平地看待社会，眼睛里总充斥着一种不安和焦躁，一种倔强的挣扎和愤怒。他们流浪，更像是被迫流放，他们反抗，又显得无力。流放他们的是一个时代，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完全的咎由自取呢？他们的根被一双无形的手抽离，早已出离身体与灵魂，无处安放。于是，怀疑无孔不入，批判无从下手，只能继续漂泊在外。

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流浪，犹如暂住在空中楼阁，接不上地气。他们把家乡的形象揣在裤兜里，像是行李。只是一捧家乡的泥土，闻得到家乡的气息，听得到家乡的消息，但不是家的落脚之地。无家可归的他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带着一种态度和情绪，模糊不清地继续前行。 

　　他们试图通过艺术把自己和其他人加以区别，他们想做不负责任的英雄，但最后受骗的还是自己。于是，他们惊恐地发现，原来他们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要去向哪里？他们不断假想对手和敌人，甚至不惜一切和社会对立，只为保全自己独立的个性。他们的记忆还栖居在童年，而肉身早已离童年千里之遥。 

　　九十年代以来的物欲横流使所有人不得安分，他们却奇怪地热爱了一种冒险的生活。依然继续流浪，寻找刺激。只有在梦中，断断续续，仿佛才找到一点真实的东西——幻想的爱情，童年的回忆。现实，或者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了解，但他们依然继续否认它的存在。他们依然幻想，继续自欺欺人。或者，早先的圆明园、宋庄和昆明创库是一方净土，但当人们发现，当“艺术家”如猛兽发现猎物一样涌入这些地方时，圆明园、宋庄和昆明创库事实上已经死去。那些残存在社区的青年人开始拥抱艺术资本主义、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和行会保守主义。

十九世纪以来的艺术乌托邦认为，艺术家生活在一个超出于时间之外，又包含所有时间的世界里。这样的世界想必美好，却也无比空虚。人，总是无法逃避生存的。无论艺术的神殿，还是原始、纯朴的田园生活，都不是永久的栖身之地。对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艺术家来说，时间的确是应予废除的暴政，但也是回家路上顺流而下的航标。

正如复调音乐中不同的声部，每一个人的生活有它自己的模式，而每一位个人又都是一个例外。在我看来：星河灿烂，不舍昼夜。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们时代的艺术家，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也造就了我们的时代。也许，他们从未出门，也就没有回家的必要，也许他们此番回家，只为再次出门。因为，一个冒险经历的最后阶段往往又是另一个冒险经历的最初阶段。 “出门与回家”，就像艺术史中一条相互缠绕、相向逆行的永恒的金带，带给我们出门的惊喜和回家的感动。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出门”虽然是为了“回家”，但是我们仍就会记起那些旅途中美丽感人的印象。

2014年12月3日夜